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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共财 主导地方

时间:2019-05-04 09:53

来源:未知作者:admin点击:

  宋元明时期最为深远的社会变革之一,就是宗族共财体的创建。最初的宗族共财体并非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而是礼仪制度和群体团结。每支父系(家)仍然是单独的经济财政单位。礼仪制度和法律变迁强化了父系继承和宗族间的联系,新儒学的亲属规范也借此制度化。祖先祭祀,共同的墓地,以及家谱的编纂进一步增强了亲属的集体认同。宗族共财体的建立途径各不相同,有些是排他会员制,有些则为了建立联盟而兼收并蓄(不限于共同血统之间)。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华南,地方宗族取代了有名无实的里甲组织,成了本地社会及治理的基本单位。
 
  宗族共财体成型过程中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出现在16世纪初,当时,明朝政府允许公众建设宗祠的举措,使得宗祠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宗祠取代了对地方神的公共祭祀及圣祠,成了社会活动的新中心。这一趋势也促使单一宗族村庄逐步扩张,而且在单一宗族村庄中,只有宗族成员才会拥有法律特权及土地所有权。宗族信托为共同财产的管理创造了永久的实体,祠堂以及为礼仪活动和祠堂的修缮维护、宗族成员的婚丧资助及慈善资助提供资金的土地财产则不可分割继承。
 
  在安徽徽州,宗族信托自15世纪起开始激增。在这一地区,出产木材的林地属于有价值资产,也是许多家庭的经济支柱。
 
  这里的宗族信托都会储备用材林地,也只有永久性的团体才能够承受这种长时间的投资(常绿栎需要30年才能长成)。宗族资产以及经常以数字编号的佃农和伐木工人,通常都交由宗族内最富有或最具社会地位的一支来负责管理。宗族或个人群体对林地共同持股的私人信托也在15世纪出现。地主和佃农,都通过购买或种植不同位置的地块来降低风险。佃户通常会从多个地主手中租赁土地,对租约有着相当大的主导权。
 
  到16世纪时,佃户经常将种植权股份化并出售或者转租给他人。1550年之后,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大幅提升,人口迅速增长,商业也取得快速发展,在这些区域,宗族共财体对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珠江三角洲,宗族信托成长为利益驱动型机构,并成为地方经济的主导者。单一宗族的村庄很快成为该地区的规范形态,到了20世纪初,一些县域的宗族共财体甚至控制了全部耕地的60%。广州番禺的留耕堂一族,在1587年时只有祖上留下的14亩地;到了明朝末年,该宗族持有的土地猛增至2144亩;到了1786年更增加至27852亩。为了掌握市场和土地,三角洲地区的宗族庄园相互之间你争我夺。南海县的关氏宗族,起初只是将212名捐赠者提供的资金用于放贷。1637年,他们买下了当地市镇的一家商铺,到了1800年,镇上23家商铺,属于关氏的就有12家。
 
  银会是专门向宗族成员提供贷款的信用机构,其赚取的收入不但用于宗族礼仪活动,也用于商业投资。在中国最大的钢铁制造中心佛山,四大宗族信托控制运营着当地的铸造厂、陶器窑、码头、渡船以及货栈。当然,亲属关系并不能使宗族信托避免严重冲突,很多企业家也因此经常选择自立门户,避免家族关系与责任的束缚。
 
  例如,徽州的商人方廷珂就没有和亲属及其他徽商结盟。15世纪后期,方廷珂以流动小贩起家,经历20年资本积累之后转战开封从事棉麻商品经营。到晚年时,赚得巨额财富的他返回徽州安度晚年。方廷珂让自己的儿孙和侄子参与企业经营,同时在经济上与兄弟及亲属保持距离。晚明经济繁荣时期的方氏宗族十分强盛,在1550年左右,方氏拥有六大分支,成年宗族成员超过千人,但只有方廷珂一支介入了长途贸易。
 
  和其他成功富商不同,方廷珂名下只有一子,因此无须为了继承而分割财产及事业。不过,他的后人却放弃了风险较大的贸易经营,转投盈利更加确定的信贷业,他们各行其道,有的驻扎开封,有的则留在徽州。方氏宗族尽管繁盛,但相互关系一直松散。方廷珂呼吁族人出资建设宗祠,很多族人都不响应,族中那些较为贫弱的成员,也只得转向个别的赞助人寻求贷款和救济。
 
  相反,徽州泰塘程氏则依靠宗族组织建立起一个覆盖广泛的商业帝国。明朝初年时,泰塘程氏的一支在纺织业中心苏州和松江经营信贷业务,之后又将盈利投入利润丰厚的盐业专营。此外,程氏还将湖北的棉花、木材、煤炭和桐油等大宗原材料贩卖至江南,然后将江南的盐和棉纺织品贩售到湖北。
 
  到15世纪末,程氏在江南的扬州(当时的重要盐业贸易中心)和湖北南部两地建立了贸易集散地,其中各地都居住着来自徽州不同支系的居民。程氏的领导人对旗下的多元业务实施强有力的集中控制(和方氏一样,程氏也在所到之处大举放贷),但将徽州以外的生意按地域一分为四。我们并不掌握程氏内部的合伙结构,但是和其他地方的长途贸易商人一样,他们显然也更喜欢和亲戚与同乡打交道,至于其他人,则可能仅限于生意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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