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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时间:2019-05-04 09:59

来源:未知作者:admin点击:

  到晚明时期,徽商已成为中国商业图谱中的一道固有风景。在这一方面,晋商似乎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晋商是一个松散的地域标签,指的是来自中国西北山西和陕西的商人。明朝初年,晋商因负责向边疆运送军粮而声名鹊起。他们通过开中制度将补给输送到边疆,并以此获得政府给予的盐业经营特权。也正是因此,很多晋商在华东的主要产盐地扬州及淮安定居,进入江南市场也变得更为便利。除了主导粮食和盐业贸易,晋商还把江南的棉布销往华北。
 
  晋商和徽商在江南各城市与市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每一群体都利用同乡关系构建联盟,扩展合伙伙伴、代理商以及客户网络。徽商和晋商多钱善贾,学者型官员、福建人谢肇淛在1616年的著作《五杂俎》中就表达出时人眼中的这种强烈共识: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古徽州。——译者注),江北则推山右(今山西。——译者注)。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一年之后,也就是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扬州的商人财团获得了盐业专营特权,徽商也由此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专营权使得徽商从晋商手中夺取了对盐业贸易的控制权。其他地区的商人,例如粤商和闽商等,也同样利用同乡关系发展自己的商业网络,用1609年一本地方志的话说,“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晚明的商业繁荣打破了传统的阶级、地位以及社会秩序观念。财富令社会权力发生转移,而贫穷也不再和先前一样,被认为是一种美德的标志。财富所带来的权力抹去了其道德上的污点;贵族精英阶层越来越多地拥有商业背景,而彰显勤劳、节俭以及慷慨的企业家,开始以睿智与高尚取代人们自古以来对商人群体的贪婪、吝啬、狡诈认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边界的消融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构建高尚(良)和卑微(贱)的法律区别。
 
  传统上,贱主要与某些不体面的职业相关,例如戏子、妓女、剃头匠、屠夫以及轿夫等。如今,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虽然仍受到社会歧视,但经济的改善也使得他们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家奴当然是贱民,但雇佣劳动者却不再属于此列。贱民的定义在缩小,甚至到1723年被雍正帝下令取消,但与此同时,穷开始取代贱,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分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贫穷并非仅是一种多样社会中的自然状况,而是残酷市场经济竞争所导致的一种社会问题。
 
  于是,针对孤寡和“值得救助的穷人”的社会福利机构应运而生。穷人的道德地位界定问题引发了诸多讨论,传统上人们对贫穷抱有道德中立的认知,但如今人们越来越怀疑贫穷是短视和懒惰的结果。毋庸置疑的是,对穷人做慈善,为富人提供了一种体面花钱的渠道,同时也让富人积累财富变得顺理成章。
 
  社会的流动性刺激了阶层攀比和地位焦虑。对贵族生活方式的效仿刺激了士族文化的商业化以及内室及书房对艺术、古董、书籍和家具的奢侈消费。“时尚”和“品位”成为了购买与展示物品的指导原则,以彰显个人身份(或者体现对更高地位的向往)。不出所料,“品位”本身就成了地位竞争的激烈战场,傲慢的贵族对新贵的自命不凡大加嘲讽。
 
  随着收入增长,茶叶、糖、米酒、瓷器、丝绸和棉制品、书籍、漆器及家具等的消费量大幅增加。此外,娱乐、宗教礼仪活动、休闲和旅游的开支也在增长。消费者需求以及日益分化的消费者品位,对奢侈品和日常用品生产都产生了普遍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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